付鹏：特朗普大循环及后续影响

在如果观察特朗普竞选时期的竞选方针，整体的政策正在构建一个“特朗普大循环”的路径；

首先，特朗普希望重塑现有的地缘政治格局，核心就是减少对某些地区冲突的干预，将不仅能够节省开支，还可能催生全球新一轮的局势变动。然而，一旦美国宣布其决定性影响力的减少介入，地缘政治纷争中将不会立即形成一边倒的绝对格局。尽管存在这种不稳定性，但不至于导致全面崩溃。这种不稳定而又不至于崩溃的国际格局，将促使国际资本流动发生转变。

第二步，为了进一步促进资本回流至美国，特朗普政府可能会持续实施减税法案中关于个人所得税的规定，并推出新的税收减免措施，与民主党提出的对大公司和富人的加税政策相比，这代表了一条截然不同的政策路径。例如对小费、社会保障福利和加班工资等免征所得税。特朗普曾提出将美国本土生产商品的公司税率从现行的21%下调至15%。这些税率的调整意在减轻企业和个人的税负，激励企业在美国本土进行生产；同时对海外供应链征收关税，以此推动国内生产，减少对国际市场的依赖，并加强就业市场。这些政策预计将吸引更多制造业回归美国，为那些专注于国内业务的小公司创造新的发展机会。

在国内，可能会实施减税政策；而在对外方面增加关税措施可能会首先被执行，随后第三步将是调整移民政策。相较于移民政策，财政政策的立法过程可能更为漫长。同时，可能会放宽对某些行业的监管，驱逐非法移民，鼓励使用化石燃料，并重视科技创新，

如果在当前就业市场状况下，能够有效减缓移民流入，那么特朗普提出的“减税-加关税-刺激资本回流-限制移民-进一步促进就业和薪资增长”的经济循环，无疑将加速经济增长，使劳动力市场趋紧，并可能导致进口成本上升（尽管这可能会被汇率变动所抵消）。

所有这些措施共同构成了新“特朗普大循环”的一部分。特朗普的贸易政策带有浓厚的保护主义色彩，其对外贸易态度强硬，可能会对全球供应链产生影响。若其提高进口关税的威胁得以实施，全球经济增长和通胀可能会遭受重大冲击，导致经济产出减弱，价格压力增大，现有的贸易流动也将受到干扰。

在对外征收关税、对内实施减税、加强内部移民审查以及应对国内通胀压力的政策组合下，实际上很难找到支持低利率与弱货币共存的合理逻辑。因此，在特朗普的所有言论中，除了他主张的低利率+弱货币这一点鲜有人信服外，其他可能导致美国通胀加剧的政策却得到了广泛的认可。

今年第三季度，美国经济展现出的强劲韧性，长端债券收益率的上升反映了市场对通胀持续性和就业薪资增长的预期。同时，由于受到美联储基准利率的限制，利差收缩的速度非常快，这促使那些之前低估经济并预期大幅降息的投资者重新评估他们的立场，导致市场对未来降息的预期正在逐渐减弱。

而对于美联储当下在特朗普总统的税收、关税和移民政策得以实施之前，预计不会调整他们的政策方向。然而，如果共和党同时赢得国会两院的控制权，即实现所谓的“川普全胜”，那么他的政策相较于上一次当选时将更有可能得到全面执行。未来美联储的官员们必然会面临这个关键问题：此次大选的结果是否会对经济需求或通胀产生显著影响，以至于需要调整政策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美联储可能会在12月的会议上开始重新评估并修改一些基本的政策假设。在隔夜的鲍威尔讲话中也开始体现出这一点，美联储周四将利率下调25个基点后，更重要的是之后鲍威尔讲话中透漏了几点关键信息：

1，短期内，大选不会对美联储政策决定产生影响；

2，当前经济活动面临的一些下行风险已经减弱，现在对经济活动感觉良好，明年经济可能会比今年更加强劲，会将这一点纳入对未来政策决定的考量；

3，经济和FED的政策都处于一个非常好的位置；

4，准备调整对货币政策行动适当步伐和终点的评估；

5，前景的不确定性导致现在不能进行很多前瞻性指引；

6，刻意将通胀降至2%的目标之下，以弥补过去一段时间高于目标的情况，是不合适的。预计将在明年的政策审查中调整平均通胀目标制度；

现任美联储主席鲍威尔的任期将持续至2026年，其他理事会成员的任期亦颇为漫长。因此，即便在特朗普的任期内，他也不太可能迅速更换足够数量的理事来影响美联储的决策。他对美联储独立性的干预能力可能相对有限，特朗普似乎不太可能迫使美联储做出违背其意愿的行动。然而，特朗普推行的贸易、税收和移民政策在未来几年内可能会逐渐产生影响。如果所谓的“特朗普大循环”得以启动，这可能会带来显著的二次通胀压力。最终，利率可能会远高于美联储先前决策者的预测。我认为，在此次美联储会议后，鲍威尔的讲话中已经有所暗示。

对于美股来说，之前的散点图告诉我们，这十年美股的核心驱动源自于企业利润的增长，而其中分母端估值的变动带来的影响要小于分子端，特朗普的大循环对于美国企业的盈利预期（减税，通胀，对外保护，对内通胀内需自循环）综合起来看是受益的，这确实会比民主党的征税福利的温柔方式会更加的刺激美股的预期。

对于欧洲来说，特朗普当选如何影响呢？特朗普的重新执政可能会给欧亚秩序带来重大挑战。由于其倾向于削减对外援助，并且避免通过军事手段解决国际争端，这种政策迫使欧洲盟友必须独立应对来自俄罗斯的压力，并在支持乌克兰方面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样的国际局势可能会加剧欧洲的财政困境，进而促使欧洲中央银行采取更为积极的降息政策以刺激经济增长。德国国债的收益率曲线因此变得更加陡峭。与此同时，美国国债市场也显现出熊市的征兆，收益率曲线同样趋陡。美国或许在这些国际事务中保持一种旁观者的姿态，对盟友在国际舞台上的孤立局面也持有一种观望态度。

对于中国来说，这实际上是一个相对积极的结果。在之前面临巨大外部压力的背景下，国内政策的实施空间受到了限制。为了保持国家的强大并应对剧烈的波动以及百年未遇的大变局，政策的焦点不得不集中在应对外部压力上，包括军事力量的增强和对抗。如果民主党赢得政权，很可能会延续这种趋势，将欧洲的地缘政治冲突扩展到中东，甚至进一步延伸至亚太和中国周边。民主党这样做，也是因为民主党对美国国内左右翼矛盾的温和态度，意味着许多问题将通过外部转移的战略来解决，这对中国而言，必须以外部防御为主，外交军事上采取强硬态度，内部则继续巩固基础，采取防守姿态。而特朗普对于美国国内左右翼矛盾的处理则更加尖锐，并将其置于更重要的位置，不对外转移则采取了进一步的对外孤立主义政策，旁观者姿态也会降低外交军事的强硬程度，对中国而言，应对措施或许将转变为主要集中在贸易冲突等经济领域，而在地缘政治风险上则可以暂时减轻压力。这样，国内政策空间将主要集中在对冲经济和贸易冲突及摩擦上。

在大选的结果中，这已经是权衡两种不利情况，选择较轻的一种了，中国将调整政策以应对经济和贸易上的冲突与摩擦，将重点从外交和军事领域转移到国内经济政策的调整上，将“冲突对抗”的级别降低至“商业问题”。